幾個月過去了，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、黨支部書記楚永全依然記得那一天——2017年9月25日。已過零點，他在微信群里與院長鐘揚等人商量支部活動時間。三言兩語之后，鐘揚以一貫的果斷拍板：“@所有人我們何不在26號下午花一個小時開個會呢？”

會在午夜聯系，是因為熟悉鐘揚的人都知道，他總是深夜最后離開辦公室。學生徐翌欽偶然發現，老師的手機鬧鐘會在凌晨3點響起，原來，他的鬧鐘不是叫早，而是提醒自己睡覺。

“我們前一天夜里發郵件請教問題，第二天早上一準能收到回復。”徐翌欽說。

2017年9月24日，鐘揚到寧夏為民族地區干部講課。當天，他還將一份有關研究生培養的工作報告發給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。然而，25日凌晨5點多，在赴機場趕飛機途中，一場意外車禍，將他的生命永遠定格在53歲……

這一天，微信朋友圈，20多萬人參與“獻花緬懷鐘揚教授”活動；記錄鐘揚西藏故事的視頻《播種未來》，全網點擊超過1200萬——“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，但我毫不畏懼，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；我們采集的種子，也許會在幾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發芽，到那時，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。”視頻里，鐘揚這樣說。

三天后的追悼會上，人們從北京、上海、武漢乃至新疆、西藏、內蒙古、云南等地專程趕往銀川。守靈夜，鐘揚15歲的兒子發了條信息：“爸爸，你終于可以回家休息了！”

“只要國家需要、人類需要，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做！”

——為了把西藏“生物家底”摸清楚，16年里在高原奔走50萬公里

如果不是這樣的意外，對鐘揚的學生、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拉瓊和許多藏大師生來說，鐘揚將在9月28日出現在拉薩，繼續收集種子，與他們研究建設世界一流學科。

就在幾天前，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建設學科的消息公布。鐘揚格外興奮，在幾個微信群都發出邀請：“國慶前后，我都在西藏，歡迎大家組團，與我和研究生們一起去羊湖、林芝等地考察。”

“每次國際會議，他都會講西藏變化，邀請專家實地考察。這次，我們說好了，等他帶隊去考察西藏不同地區的戰略性生物資源。為了把西藏生物家底摸清楚，他真是不畏艱苦、勇于擔當！”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種康回憶。

生于湖南，工作在武漢、上海，但鐘揚53年人生的關鍵詞，卻是“西藏”和“種子”。

2001年，鐘揚首次報名入藏，是出于一位生物學家的責任感：青藏高原是國際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，擁有我國最大的生物“基因庫”，在國內外種質庫里都缺少收藏，而全球氣候變暖和人類活動正在引發生物蔓延性滅絕。他想做一個為世界屋脊盤點生物家底的人，為國家的生態安全和人類未來作出貢獻。

“盤點”工程浩大。鐘揚計劃每年收集600種植物種子。按照國際規范，每個樣本都要收集5000顆種子，不同樣本種群間的直線距離超過50公里。這意味著，鐘揚團隊每年要行走3萬多公里。

16年間，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，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，他們的行程超過50萬公里，遍及西藏最偏遠、最艱苦、最荒蕪的地區，多次經歷生死一瞬。

為尋找高山雪蓮，高原反應嚴重的鐘揚不肯留在珠峰大本營，跟著兩名藏族學生拉瓊、扎西次仁爬上海拔6000多米處。在珠峰北坡，他們采集到迄今發現的生長在海拔最高處的種子植物鼠曲雪兔子。“那是中國植物學家采樣到過的最高點！”拉瓊說。

16年間，他們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，占西藏高級植物物種的1/5，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空白。他們追蹤數年尋獲的“植物界小白鼠”擬南芥，是在高寒環境中生長了10多萬年的模式植物；他們發現的高原香柏，從中已提取出抗癌成分……西藏巨柏人稱藏族“神樹”，是制作藏香的重要原料，瀕危的國家一級重點保護植物，通常長在懸崖邊，周邊布滿灌叢。鐘揚與學生扎西次仁花了3年時間，將3萬多棵巨柏逐一采樣、登記造冊，還通過研究找到可供制香的替代樹種，筑起保護巨柏的科學屏障。

“這類工作學術成果‘顯示度’并不高。”與鐘揚相識、共事18年的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陳浩明感嘆，“以他的聰明才智，大可坐在實驗室里驗證假設、發表論文，無需艱苦跋涉。”

但在鐘揚看來，一個人一輩子留下的不在于論文、獎項，而在于做了多少實實在在的事。他動員學生去最艱苦的阿里地區時說：“別人不愿去，我們必須去。只要國家需要、人類需要，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做！”

“我想為祖國每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！”

——堅守和夢想，成就了西藏高等教育許多個“第一”

拉瓊教授最后一次見到鐘揚老師，是2017年9月5日。因飛機延誤，鐘揚直接從機場到會場，為西藏大學研究生新生做了兩個多小時的入學教育報告，和研究生們討論課題。“人多時間緊，每個人只給10分鐘”。第二天上午，與拉瓊等同事商談生態學科建設事宜，下午又趕飛機回上海——這樣在高原反應和醉氧反應之間迅速切換、不顧身體損傷的事，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。

西藏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單增羅布最后一次見到鐘揚，是在2017年9月9日中午。很久之后，他才知道，那天是鐘揚雙胞胎兒子的生日。家宴吃到一半，總不著家的爸爸又去忙西藏的事了，大兒子的愿望就是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。

妻子張曉艷說，從援藏開始，鐘揚留給家人的時間很少。援藏工作三年一期，他已連做三期。“每次延期他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，‘要培養一支高端研究人才隊伍’‘總要把學科帶到一定高度’……我說你錯過了陪伴兒子成長會遺憾，他說‘我知道，但是現在有更重要的工作，我停不下來’……”

幫助西藏大學建好生態學科，留一支優秀科研團隊，是擔任藏大兼職教授、開展科研合作之后，鐘揚的新夢想、新目標。

“那時，整個藏大理學院沒有一個碩士點，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，沒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。要申請研究項目簡直是神話……鐘揚教授對西藏大學入選雙一流學科建設居功至偉！”單增羅布說。

西藏大學青年教師寫論文、填申報表格，鐘揚都逐篇把關，經常是在高原旅途中修改，甚至還自掏腰包支付申報費用。

“工作起來不要命”的鐘揚，幫助西藏大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“第一”：申請到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，培養了藏族第一個植物學博士扎西次仁，帶出西藏第一支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，將藏大生態學科送入“雙一流”學科建設名單，更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。

學生趙佳媛記得，2015年，鐘揚老師突發腦溢血，蘇醒后擔心自己不能再進藏，口述寫下他對援藏的思考交給組織，認為“建立高端人才隊伍極端重要”。9個月后，他不顧醫生告誡，再次走上高原路，還說：“我連酒都戒了，就是戒不了西藏啊！”

不只在西藏，鐘揚更成為整個西部教育、科研的播種者。2017年8、9月間，他馬不停蹄地奔波于西藏、新疆、寧夏和內蒙古等地。僅2016年，他就坐了157次飛機，為節省時間，他總是選擇最早或最晚的航班。作為導師，鐘揚特別喜歡招收少數民族學生，“少數民族地區出人才不容易，他們回到家鄉，能成為西部生態發展生力軍！”他的新夢想就是：“我想為祖國每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。”

“不是杰出者才做夢，而是善夢者才杰出”

—不忘初心、拼搏追夢的共產黨員，點亮了人們心里的燈

復旦大學研究生院辦公室副主任包曉明，2017年9月21日最后一次在校園里遇上鐘揚，提起他入圍某個評獎，勸他最好在朋友圈里拉拉票——“他哈哈大笑，邊走邊搖手。這種事，他從不上心。”

在復旦大學2013年拍攝的《黨員說》微視頻中，鐘揚被這樣定義：“一名黨員，就是甘于成為先鋒者，向更高的高度攀登；就是愿意把生命最寶貴的時光，獻給祖國最需要的地方。”

“他的牛仔褲是在拉薩花29塊錢買的，總說比別人的名牌更牢固。他常年帶著一個超級重的舊雙肩包，包里有筆記本電腦，還有厚厚一大摞稿子，有時候是學生論文，有時候是出版社拜托的翻譯稿，有時候是會議發言草稿。他總是見縫插針地工作。”這是學生趙佳媛眼里的鐘老師。

金力曾與鐘揚搭班在生命科學學院推動教學科研改革。作為同事與摯友，金力眼中的鐘揚“很聰明、能力很強”，卻“始終在為別人、為社會、為時代做事”，是“一個追夢者”。

妻子張曉艷回憶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鐘揚兩度出國進修、做訪問學者，回國時用節衣縮食省下的錢，給研究所買了復印機等設備，過海關時大費周章，經辦者不相信貧寒書生有錢買這種“大件”捐給公家，“那不是有錢人才做的事么？”

鐘揚33歲已是副局級——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副所長，2000年，卻調入復旦當了一名普通教授。有人不理解，他笑稱自己“天生要做老師”，出身教師家庭，“呱呱墜地前一小時母親還在給學生上課”。

他是出色的科學家，入選“長江學者”“杰出青年”，獲得過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等多個獎項。

他是學生公認的好老師，他教導學生“立業先立人，立人先立德”，野外考察遇到危險，總沖在最前面，生怕學生不安全；無數個野外的清晨，他凍得嘴唇發紫，忍著身體不適早起做飯、打包，只為“你們年輕，要多睡會兒”……

他是積極改革、勇于擔當的好領導。2012年起擔任研究生院院長后，在保障和提升研究生教育質量方面下功夫，探索實行一系列改革舉措，受到國內同行高度評價。

“生命的高度絕不只是一種形式。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，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的優勢，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。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先鋒者。”鐘揚說。

“加班再晚，離開辦公室時，都能看到鐘老師的燈亮著。現在，他的燈不再亮了，但他點亮了我們每個人心中的燈。”復旦大學研究生院的同事們說。

上有4位八旬老人，下有一對雙胞胎兒子，這個教師家庭并不富裕，而張曉艷卻準備捐出鐘揚的車禍賠償金，支持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才培養工作。“國家的教育事業是他一生的牽掛。這是我們家人能為鐘揚未竟的事業做的一點事，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。”

2017年12月中旬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來到復旦大學，宣布追授鐘揚為“上海市優秀共產黨員”。

故事已經定格，初心永遠跳動。